我国氢能产业进入爆发期 练好“氢”功待风起

(《易通》，第620-621页)程廷祚认为《中庸》所讲的中便是《易》之所谓刚中，并将中提升到天命本体的地位，他批评朱子以随时处中释时中，指其只见事物有中而忽视了天命有中，圣人之所以能时中便是因其通晓天命之中且无时不得，大贤以下得人道而不得中正者不能称其时中，而只能称其君子。

(14)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三册》，第480页。笔者认为，这也是劳先生的哲学基本问题的错置。

(13) 朱熹确实是有宇宙论进路的心气解析之作，这就是他的理论的别异于象山阳明之特色，但象山阳明不讲存有论则已，若是要讲存有论，则通通不能不是理气架构的存有论内涵，意旨与朱熹全同。根据此性以说明存在，此是对于存在之存有论的说明(解析)。说存有论就是存有解析，讲普遍原理，讲性具于心。唯由物欲气禀之杂，然后体有不明，用有不尽。⑥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629-630页。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所以，人是一气化的存在，人有灵明知觉，以心总说之，孟子讲耳目口鼻之性，但心为之主宰，都是就身体存在说心的主宰功能，心不能不是人的心，人不能不是气存在，心就正是气存在之最灵明其秀者，以其灵明，而能知觉，不仅知觉，更能思辨，还能提起良知正气，做工夫，而变化气质，即理如理而心与理为一，心与理为一之时，还是人与理为一，人与理为一之时，人还是现象世界阴阳五行的存在之身，不然人就变成了超越理体了。然朱子又必将心之未发已发、体用、动静分为二，则所谓心具生道。一曰正义，当乎经义者，谓之正义，经义之当否，虽未敢定，而必择其近正者首列之，尊先儒也。

《易·系辞上》又曰：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青溪集》，第168页)他认为宇宙间皆气，天地肇始，万物化生，生死消长，皆一气为之。(《易通》，第662页)时中取向成为彰显圣道、贯通天人的有效路径。(《青溪集》，第167页)还言：人之有是心也，本一气之精英，自天地之交感摩荡而出。

在这场回归原典的学术潮流中，以颜元、李塨为代表的颜李学派可以说是大放异彩，他们不仅要回到周孔正学，还要学做孔子，以习行周孔六艺之学而特立于世。(《青溪集》，第350页)程廷祚认为《易》是讲求内圣外王功业的践履之学，《易》最初以卜筮的方式切入人伦日用，圣人观天地万物之象而作《易》，开示人们在宇宙社会人生的视域下审视天地万物，以此指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趋吉避凶，崇德广业。

由万变以复归于无有，气之尽也。而宋人之于佛氏，则陷于不自知。并于晚年悟道：予弱冠受学于习斋先生，不言《易》，惟以人事为教。时具有宇宙社会人生当下时遇动态展现的特定性，此种动态流变注定了当下状态蕴含着未来状态的多种可能性，会随天地万物的变化而变化，甚或由吉转凶或由凶转吉，吉凶状态的不确定性警示人们时刻怀具忧患意识，人们不仅要依据当下时遇所揭示的吉凶趋向作出趋吉避凶的回应，还要随时警惕并防范可能发生的由吉转凶的动变。

未几，游京师，而当代名儒即有疑其以共诋程、朱相唱和者……然而闻共诋程、朱之说，不可不为大惧也。即便身处逆境，更应因时制宜，守时而动，这一点从程廷祚的自身经历可以印证，他在不同时期对待颜李学派态度的先后差异，正是在现实社会人生中践行时中精神的具体表征，他将时中融入个人的生命经验，并具体展现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实践。(《青溪集》，第391页)他主张跨越汉、宋儒经解，直接与原始儒家对话，从古经经文中解读圣人一以贯之的道统，解经还具有复明道统的政治自觉的意味。近年来专门讨论程廷祚易学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显著者如汪学群着力探讨程廷祚对传统易学的全面反思，③将此反思视作其易学思想的最大特色，并考察其易学思想中刚柔易简的重要性，将程廷祚与晏斯盛、焦循归为清中叶超越汉、宋易学的构建易学的新尝试。

主要著作有《易通》十四卷、《大易择言》三十六卷、《读易管见》一卷、《易说辨正》四卷、《彖爻求是说》六卷、《青溪文集》十二卷、《青溪文集续编》八卷、《青溪诗说》二十卷，其易学思想主要见于《易通》与《大易择言》，《易通》重在阐述其易学识见，《大易择言》则是对传统易学的辨疑及择断。([清]程廷祚《易通》，第580页) 进入专题： 程廷祚 。

其即先生所谓‘比例者与‘论以六条编书。(参见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3-354页)。

(12)汪学群《清代中期易学》，第337、335-336页。倘若说颜李学派是清初正本清源的一股激流，程廷祚则是时运转换下的潜流暗动，待时而发，虽然颜李学最终归于消寂，亦不得不承认程廷祚延续颜李学的本意及暗中的诸多努力。(《青溪集》，第392-393页)他坦言对待颜学态度上的遮掩退缩实为清廷严酷时局使然的权宜之策，其态度转折起因于赴京拜访方苞时被疑与颜李共诋程朱(23)，他惧怕因言而遭身家之虞，同时他尊信《易》之时义之大的理念，以为暂时的时措之举是为了今后更好的保存颜学并延续道统。认为程廷祚在性论及人道方面对戴震思想有重要影响。(《易通》，第662页)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展现于每一特定的时下，并在每一特定的时下潜蕴未来可能的流变趋向，亦正因此，作为大《易》‘易字第一义的变易、生生，其与时即系密不可分的了。程廷祚还对中正作出进一步的解读，曰：中正谓之天德，而后于物无不统，于柔无不化内圣外王之业，备于此矣。

程廷祚学承颜元、黄宗羲、顾亭林，其学以实用为宗，在清代由虚入实的学术转向中，即便不出如程廷祚之流，也无妨其著述表达治平之略。岂以圣人而为之哉？朱子以《易》为卜筮之书，而所作《启蒙》，往往谬于《大传》，朱子且然，而况他乎？此余所以屡置之而不敢议也。

安在其不言卜筮，而遂远于日用之实也(《易通》，第392-393页)又曰：圣人所以崇德广业，而非仅为卜筮之书，职是故也。(汪学群《清代中期易学》，第339页) (16)[清]程廷祚《大易择言》，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册，第606-607页。

如果说《易》是儒家学术思想的根源，那么经世致用便是其精髓所在。(11)汪学群认为晏斯盛与程廷祚曾多次切磋治《易》心得，治《易》思想上相互影响，二者关于不取传统释《易》体例而主张以经解经的观点非常类似。

(《青溪集》，第350页)在程廷祚看来，儒家之道恰恰存在于事中，存在于具体的人伦日用中。时中一词最早见于蒙卦《彖传》曰：蒙，亨。(23)胡适认为程廷祚文中所指当代名儒为方苞，是时方苞写就《与李刚主书》中有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之言，此言令程廷祚望而生畏。此处程廷祚将时中视作圣贤道德理想的践行准则，强调修齐治平的弘道实践中顺时而动的重要性，时中被赋予更多道德践履准则的意义，具有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实现秩序安排的社会功能。

(22)他意识到不能再公开弘扬颜李学，亦不能再公然指斥程朱学，而只能在解经之是非离合方面有所议论，否则会被施以诋毁程朱官学之罪，种种畏忌、惧怕使其对颜李的态度有所游移，在其雍正丙午年(1726)至丁未年(1727)赴京应顺天乡试期间，竟不曾去蠡县拜访李塨。⑧他敏锐地认识到学术之误害道远甚于解经之误，指出道统不明的根本原因在于宋儒杂糅释、道之学，宋儒虽以接续道统自居，实则异于先王之道。

(19)关于清儒由形上到形下世界的转变，王汎森指出：清代思想学问有一个特色是‘去形上化，将宋明理学所构建的形上世界尽量地摆落，而在构建形上世界的过程中，《易经》的图书象数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们使得现实生活世界之上更有一个形上世界，形下/形上、后天/先天等两层式的思维，皆或多或少与此有关。如他所讲：孔子作《传》，深明观象玩辞之法……廷祚生乎二千余年之后，观群言之淆乱，始尝泛滥求之……自乾隆丙辰迄于庚申，五易寒暑著《易通》如千卷，乃尽去旧说之未安者，以求合于孔子之说，以上溯乎包牺、文王之意，而冀其万有一得。

今或正义阙如，而以纂书者所见补之，亦附于此条。即变易、生生乃是发生于时中、具现于时中的、并且是具有着鲜明的时性的，离开了时，所谓变易，所谓生生，就会成为不可能。

自一交以至于万变，气之盛也。《颜氏学记》记载其以博文约礼为进德居业之功，以修己治人为格物致知之要，礼乐兵农、天文舆地、食货河渠之事，莫不穷委探原，旁及六通四辟之书，得其所与吾儒异者而详辩之。程廷祚在气一元论的宇宙视域下，确立了注重人事之学的经世易学，呈现出异于宋明易学的鲜明的经世路向，思维方式上表现出由气而求道、由事而求道的经验性、实证性的倾向，治《易》路向亦由宋儒心性之学的形而上的致思倾向转向实事实功的形而下的经世路向。程廷祚关于人事之学的论述一方面是为了彻底摒弃宋明儒者空谈心性的治《易》路径，另一方面则将《易》作为人事之学的原初立意呈现出来，将先王之道落实于人伦日用的实实在在的事物上面。

而气之精英，则最灵而最秀。在他看来，圣人之道不外乎性命日用四字，圣人作《易》的真正用意是要经世济民，故曰：言卜筮而天下之道在其中，言天下之道而卜筮亦在其中。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6-497页) (20)惠栋曾指出时中的核心地位，曰：易道深矣。(《易通》，第623页)他认为后儒专以卜筮治《易》的解经方式并不可取，《左传》《国语》的卜筮之法无法证实是先王之法，所占之道亦非先王之道，而朱子以《易》为卜筮之书的解释方式容易陷入支离、繁复，与圣人之道背道而驰，故而作《占法订误》以匡正朱子象数易学与《周易》相悖之处，恢复《周易》之历史本真。

当举世未能信从之日，忽有闻而爱慕之者，而亦不与之言，是咎在失人，而坐视其道之终晦，亦不可也。(《青溪集》，第173页)天地万物是由阴阳二气交感而生，日月交替，四时运行，也是一气之变化日新，日月、山河、万物以至于人，其本原皆为一气之化。